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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常态”：与胡温十年完全不同

admin1个月前 (09-26)天津产业信息27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如何演进？总*近期调研时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已经给出了答案：“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称，如果再提炼一下，可以简化为一个词：“新常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常态”（Pinormal）。

　　这种“新常态”建立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之上，既完全不同于胡温十年，也不同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中国经济有史以来*重要的十年变革期。

　　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弥合产出缺口。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未来十年政府将采取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身体的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而是如总*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宁愿速度降下来一点”，也要着力通过促改革和调结构消化前期政策，发掘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财政政策方面，从“挖坑放水”式的建设型财政向“开渠引水”式的服务型财政过渡。货币政策方面，从过去的“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定向宽松、结构优化”，更好的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服务。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现象，自然不能单纯依靠逆周期的需求管理，更重要的是打破供给端的瓶颈，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哪里来？*上任之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只能从改革中来”。2012年12月7日，距离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亮相不到21天，*一次离京调研选择了重走小平路，宣示对攻坚深水区改革的信心。

　　时隔一年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亲自出任组长。******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正国级改革领导机构，就是1982-1987年的“体改委”，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而深改组规格显然更高，新一轮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改革的核心是从制度层面打破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对冲潜在增速的下行压力。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四大关键领域。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

　　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尽管单独两孩等政策调整以及人口素质的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人口结构的恶化，但仍将显著的推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在全球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进一步弱化。

　　过去十年，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提升，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大的顺差国之一。但目前贸易再平衡已经启动。2008年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

　　内需不给力，各国开始加大力度抢外需。未来十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 WTO（Anyone But China，意为排除中国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甚至可能陷入逆差。

　　过去十年，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金融危机后的QE浪潮，让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并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人民币持续单边升值。但这种趋势正在逐步逆转，外资退潮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

　　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拉长周期看，2008年的美元指数很可能已经是个大底部，未来美元升值大周期将加速刺破新兴市场泡沫，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未来从“资产本币化、负债美元化”向“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转变足以终结外资的单边流入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压力并不是简单的短期现象。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而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在2011年迎来拐点。

　　在人口结构的压力下，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这将使中国经济失去*重要的增长鸦片。但是，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支撑，因此谈论黑铁时代也为时尚早，未来可能是不温不火的白银时代。

　　自1990年以来，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0%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先是需求大幅萎缩，后是4万亿造成严重产能过剩，中国的工业占比开始加速下滑，服务业占比半被动、半主动的提升。到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了工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超过工业。

　　未来十年，中国将完成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蜕变。一是问题倒逼之下，国家将加大力度治理工业产能过剩，同时加速开放以民营医院、民营银行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扩大供给。二是伴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商贸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时代设立沿海经济特区；江泽民时代推动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胡时代重点建设滨海新区。但过去区域之间基本是各自为战，粗放发展。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新一届领导的区域发展思路已经转变，核心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结构优化、协同发展。

　　正如*所说：“区域一体化乃大势所趋”。在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从点到面，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

　　从机构角度看，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民营资本等各类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出资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券商、基金等可以交叉持牌。从融资方式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从利润上看，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让利实体经济、推动转型升级。2013年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55%，但上市企业数量占比不足2%。未来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机构改革、业务创新为实体经济让利。从市场角度看，资本市场将深度分化，表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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