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已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而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现阶段，京津冀之间存在巨大产业梯度差，产业升级一体化存在巨大挑战。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京津冀产业升级的一体化的空间和潜力巨大。本文主要从京津冀三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出发，分析三地产业结构升级差异和实现产业升级一体化的可能性。

　　2013年，北京市全年GDP为19500.56亿元，人均GDP为93213元；同年，天津市的GDP为14370.16亿元，人均GDP为99607元；同年，河北省的GDP为28301.41亿元，人均GDP为38716元。河北省经济规模是北京市和天津市经济规模2倍左右，北京市的经济规模是天津市经济规模的1.36倍。河北省经济规模远超北京市和天津市，是因为人口和地域面积相差甚巨。从人均GDP 可以看出天津市的人均GDP*高，北京市与之相差不大，而河北省人均GDP*低，仅为天津市的39%。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断崖式差距，很大程度上由于行政分隔、政策差异及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独立所造成的。

　　2013年全国*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为10.01%、43.89%和46.09%。2013年，北京市*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0.83% 、22.32%和76.85%。2013年，天津市的*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1.31% 、50.64% 、48.05%。2013年，河北省的*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为12.37%、52.16 %和35.47%。2012年美国*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1.20%、19.10%和79.70%。德国的三产占比分别是0.80%、28.10%和71.10%。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市的产业结构与德国相近，与美国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天津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齐头并进，工业和服务比较发达。河北省的产业结构还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的产值比例略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京津冀产业结构存在较大梯度差，产业升级一体化面临较大挑战。同时，北京处于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和河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的现状，使得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一体化存在巨大障碍，也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开展。

　　本文指标主要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两个方面。以前的文献多根据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产值比值来度量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上世纪70年代后新的技术革命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经济趋向于知识化和服务化，前述方面无法反映这种重大的变化。鉴于成熟经济的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大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表示为CS）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经济增长用GDP来进行度量，为了提高数据稳定性，采用对数形式lnGDP来进行刻画。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数据均取自1993年到2013年的年度数据。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VAR）。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常用模型之一，是一个分析经济指标关系的重要工具。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本身不平稳而造成回归结果偏差和伪回归，使得协整检验失去有效性，因而首先对各变量序列使用ADF方法检验其平稳性。根据AIC、SC和HQ准则确定*优的滞后期数，*终确定*优滞后期数为2阶。通过ADF的检验，发现京津冀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原数据序列是不平稳的，一阶差分以后都是平稳序列，所以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I(1)。

　　因为京津冀各指标都是同阶单整序列，符合Johansen协整的要求，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和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而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天津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天津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特别是2004年到2008年间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天津市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的支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超第三产业。北京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天津主要是做强第二产业，所以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理想；而河北省在原有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基础上产业升级比较显著，所以产业升级于其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从式（1）协整方程可以看出，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而从（2）式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河北省产业升级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提升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后现代化（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7.9%），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对经济发展反而是不利的。这也可以理解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并不是第三产业越高越好，而是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比例的时候，相应的第二产业的协调发展也非常重要。只有二者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对经济发展才是*有利的。京津冀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巨大差异，三地产业升级处于不同阶段和水平，产业升级一体化水平较低。

　　为了考察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是单向因果还是双向因果，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其中北京市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并没有显著拉动经济发展。天津市、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只是在原有产业结构下巩固原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对产业升级没有产生显著提升作用；同时，产业升级对经济发展也没有产生拉动作用。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三地间的一体化水平较低。

　　为了考察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影响函数，并设定跟踪期为30年。图1、图2、图3分别表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影响函数的结果。

　　从图1的左上可知当北京经济增长对本身产生正向冲击的时候，将产生持续略微下降的正向影响。从图1的右上可知当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的时候，2、3年内冲击将不断变大，而后5年以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将趋于稳定。也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在中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提升作用，在长期将趋向稳定水平。从图1的左下可知，当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反应比较类似，只是外来冲击产生的显著影响的时间更短。从图1右下可知当北京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受到外来冲击时，产生的影响由初始的正向冲击变为负向冲击，*后影响逐渐消失。

　　从图2左上可知，当天津经济增长受到正向外来冲击时，3-4年内影响逐渐增加，而后影响趋向稳定。与北京的略微下降的趋势有一定区别。从图2右上可知，当天津经济增长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时，短期内影响逐渐增大，但是长期趋向负向稳定影响。从图2的左下可知，当天津产业结构升级受到经济增长的负向外来冲击的时候，这种外来冲击由于负向冲击变为正向冲击，*后影响将变得非常微小。从图2右下可知，当天津产业结构升级受到本身正向冲击的时候，1年左右内影响在增加，而后逐渐减少直至影响消失。

　　从图3左上可知，当河北省经济增长受到本省外来冲击时，这种正向冲击在2年前影响增加，而后趋于稳步下降趋势。从图3右上可知，当河北省经济增长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外来冲击时，这种冲击影响在4年以内影响逐渐增加，5年以后出于一定稳定的正向影响状态。从图3左下可知，当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受到经济增长的外来冲击时，这种负向冲击影响逐渐减少直至*后影响消失。这就是说河北省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小，或说是一种基于本省原有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从图3右下可知，当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受到本省外来冲击的时候，这种正向的冲击影响逐渐下降，长期内趋于零。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力冲击对北京市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天津市经济长期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河北省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正向较大影响。换句话说，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方式拉动经济增长河北省收益*大。另外，京津冀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经济增长的外力冲击对北京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长期较大影响。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在短期内负向影响，而在长期内是逐渐消失的。因为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原有产业发展作为主要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天津产业结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驱动发展，所以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而河北的产业结构依然是以钢铁、水泥和玻璃等重化工为主，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所以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

　　1.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升级与其经济增长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产业升级一体化水平较低。具体说是北京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天津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没有产生显著因果关系；河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积极影响；但是不存在因果关系。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经济增长影响差异较大，产业结构升级一体化存在较大障碍和面临巨大挑战。

　　2.通过脉冲影响分析可知，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一个单位冲击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是显著不同的。北京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冲击对其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作用，河北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其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大，而天津的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说明天津主要是通过做强做大第二产业而进行产业内部优化，相对而言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一体化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三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差异大，急需破解面临的种种障碍。

　　1.科学规划三地产业定位，制定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明确京津冀三地产业升级一体化发展路径。京津冀在各自基础上，通过产业转移或产业承接及延伸产业链等方式实现三地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体化。对于北京而言，面对“大城市病”的危害，需调整产业结构和转移出部分产业。对于天津而言，高端制造业、港口经济等快速发展，需要融合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和河北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链延伸。而对于河北而言，以重化工为特征的产业结构，由于高消耗、高污染、和高能耗等原因将难以继续原有产业模型。所以急需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此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2.提升区域内生产要素流通速度，促进产业区域内优化升级。打破“一亩三分地”僵化思维和行政割据“藩篱”，使各生产要素在京津冀区域内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个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一体化水平。首先，现实交通的互联互通，打通区域内部运输“动脉”。通过城际高铁、高速公路、飞机场、地铁和轻轨等方式，建立起京津冀区域立体化交通网，便利要素流动和减低流通成本。其次，完善京津冀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加快人力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尤其是河北要通过人才“软引进”、团队建设、工作环境等方面为京津来冀工作的高端人才提供相应的支撑体系。第三，建立京津冀发展银行，引导产业资源在区域内合理流动。一方面，由于河北产业结构与北京产业结构相差较大，所以需要一定资金支持其产业优化和升级，才能有效对接北京的产业；另一方面，京津冀产业一体化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公共设施建设，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一体化。

　　3.承接产业转移和实施“逆梯度”转移的“双翼”发展战略。一是承接北京转移产业，提升津冀产业结构。北京拥有更加高端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所以天津和河北要通过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二是实施“逆梯度”转移，实现跨越发展。完全按照由高到低的梯度转移模式，可能使得北京与津冀的产业差异拉大，无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所以天津和河北，尤其是河北，要积极参与到北京的高端产业，减少与北京的产业差距，实现产业升级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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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强，河北金融学院金融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昊凝，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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