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北京成为经济中心并让天津在1950年代以来处于尴尬位置，根源在于权力控制资源分配的体制。计划经济内在地具有一种相互分割的倾向，因为每个行政辖区都倾向于把合作交换网络掌握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因此，计划经济其实是排斥一个统一的全国大市场的，而倾向于阻碍市场的分工网络之扩展，原有的分工网络也会被切断，而走向大而全、小而全。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格局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应当说，中央政府借助自身权威矫正这种经济分割化倾向，是大体可取的。当然，这种措施的效果，似乎并不乐观。天津借助各种优惠措施，当然可以获得较快发展。但北京是否能够自我约束，真正放弃扮演经济中心的雄心？令人怀疑。

　　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尤其是在这些北方城市，权力分配资源的强度比之珠三角地方要高得多。第二，政府仍然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很多城市争当“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相信北京愿意退让出经济中心的角色。

　　欧阳觅剑 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这可能意味着国家会投入大量资金，资金的投入要有总体方向，才能形成规模效应，总体方向就是集中投入支柱产业，带动经济发展。所谓区域经济中心，就是能够积聚经济资源，并供给周边地区。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当然的经济中心，因为它负责经济资源的分配。市场交换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方式之后，经济中心就是承担产业链中心环节的城市，以此吸引资源的积聚，并吸引周边地区的需求。能够成为产业链中心环节的产业，有金融、商贸和产业服务等。现在的天津，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不是特别突出，但它曾经是北方*大的金融商贸中心，说明它还是具有一些自身的优势。但后来它的这个地位完全被北京取代，说明它的优势并不是显著而持久。现在要再度回到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看它能不能恢复以往的优势。

　　另外，经济中心必须是人才聚集的中心，目前天津在积聚人才方面并无优势，外来人口甚少。今后，北京既有首都的优势，又将建设成“宜居城市”，天津在积聚人才方面仍然处于劣势，这将阻碍它成为经济中心。

　　必 娴 先定位，再发展——尽管这种定位的诱惑吸引了很多人，也使当地人颇为振奋。不过，一些颠倒的思维与逻辑仍然潜藏其中（犹如中国的城市化），而这些颠倒的思维有可能会在一些条件的作用下产生较大的代价。

　　看看中国的城市化，房地产带动的一些城市的非理性繁荣，是空房子在等人，公共设施在等人，尽管犹如一些学者所言，这种等待有时是一厢情愿的。而国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则遵循一种自发自觉的路径，先是有大量人群涌入城市，然后才开始大规模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的反方向，正是由制度和对一些地区的优惠政策保证的，这种基于调控的做法，虽然强调执政者政策的建构性，但是有时却忽视了一些地区发展的渐进性，忽视了城市化中的*活跃的市场因子。

　　更为有趣的是，这种政策表现出来的建构理性，却与中国一贯的渐进理性（摸着石头过河）呈相反方向，有时它会体现出很伟大的前瞻性和超强的判断力，但是有时它也会让人们付出很高的代价与心理落差。

　　李 巍 我不想具体讨论政府对天津新的规划和定位是否合理，只想谈谈政府在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20多年，但计划思想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特别表现在各地方政府热衷于对城市进行定位和规划。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有哪个城市的特色是政府规划出来的？鹿特丹作为欧洲的航运中心，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以及美国东北部的城市群和西海岸城市带，都不是政府规划和定位出来的。

　　即便是国内的成功的例子也是如此，青岛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义乌发展成为小商品交易中心，温州成为民营资本的集中地，东莞成为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加工基地，难道都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它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要素禀赋自然发展起来的。

　　政府对城市的规划和定位通常容易犯错误，去年不是有媒体报道中国有几十个城市提出要发展成“国际大都市”吗？既然我们承认建国初对北京和天津的定位发生了偏差，我们凭什么就一定认为今天对这两个城市的重新定位就一定正确？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好还是少一些政府规划，多一些自然发展。

　　葛耘娜 我不同意让城市自由发展的说法。中国过去的确有过规划失败的例子，但不能据此说规划城市是政府过多干预城市自由发展。城市规划是政府重要的市政职责，政府需要对城市发展方向有明确目标与合理规划。如果说过去有过失败教训，那只能用来标量当时当地的政府公共政策水平，却不代表让其自然发展就会有好结果，相反，意味着政府应该增强城市规划能力，而不是弱化。

　　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确有地方利益在其中，也呈现了中央政策倾斜的意图，但任何一项政策都不会只是功能性的，效益之外的考虑不能排除。况且，天津有自身的优势，现在并非要平地再造新城，它要依托地理优势，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如果目标上问题不大，那么该考虑的应是在规划水平上如何提高。

　　另外，城市并非仅仅承担经济和政治功能，作为地点，它也构成主要的社会空间影响人的行为，作为制度体系塑造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结构和内容。因此，在确定城市发展方向时，也要充分考虑对居民生活的改变，而这往往*容易被忽略。

　　戴志勇 在争议凸现的时候，往往需要诉诸法的精神。《城市规划法》规定，在“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这里的涵义是：城市政府并非是城市的完全主宰，当它企图决定一个城市的基本面向，从而与每个城市居民的命运都多少发生牵连时，政府会触碰到其权力的边界，民意机关需要参与进来。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府的授权是有限度的，北京与天津谁来做“北方经济中心”，需要听一听两地的居民、企业家、金融家和各学科学者的声音。

　　当然问题并非仅仅是城市居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配置这么简单。从实际过程来看，中国的改革虽然是民心所向，但其起始就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精英决策”。决定哪些城市是特区、批准滨海新区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都是政府在利用政策杠杆探索变革的可能途径。这些“规划”式的举措所带来的深圳等城市的爆炸式成长，并非简单的“自由发展”所能涵盖。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政府如何规划，要素与产品的自由流动都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只要政府权力退出对资源的强制配置，将规划与优惠政策的功能限制在引导而非支配的范围内，那么自由生长的城市就将始终具备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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